23岁时母亲暴毙父亲“杀人”她用18年助父亲改判无罪｜人间

  她和父亲之间，也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既好似有血缘的陌生人，又好像互相信任一起作战的队友。

  2018年，因社里布置的工作，我采访到陈欢和她的父亲陈国兴，以及多年来为陈国兴案奔波的多位律师。

  从2000年父亲陈国兴被判死缓开始，陈欢在律师邹正平、齐正道、刘青泉、沈章等人的帮助下，用了18年的时间，让父亲被改判无罪。父亲重获自由的那天，距离陈欢44岁的生日不到两个月，这个没有成家、也没固定工作的女儿，终于能松口气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了，而她和父亲之间，也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既好似有血缘的陌生人，又好像互相信任一起作战的队友。

  第一次见到陈欢是在2018年的江西，她父亲陈国兴的案件18年后即将再审开庭是报社的重点选题。作为案件的主要推动者，陈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话非常有条理，她个子不高、皮肤微黑、身材瘦小，扎着一个简单的马尾。

  1975年出生的陈欢是家里的老大，在她出生的村子里，父亲陈国兴是个挺有名的人物，读过高中、属于村里有文化的，为人正派，但脾气暴躁，遇到事情喜欢打抱不平，这样的性格让父亲在村里朋友不少，却也免不了结下些宿怨。陈欢的母亲性格内向却操持得一手好家务：“我家人口多，奶奶、姑姑、两个叔叔，过年一大家子的饭都是我妈一个人张罗”，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陈欢印象中，父母感情很好，即便拌嘴，通常是父亲急脾气嚷几句，母亲默不作声，只要一会功夫，紧张的气氛基本便会烟消云散。

  虽然还有两个弟弟，但陈国兴夫妇一直支持女儿读书。“在当时，我们村里读完高中的女孩只有我一个，在县里的女生里都算是高学历。”说到这些，陈欢脸上会流露出一种满足的神情，也或许因此，儿时尽管交流不多，但陈欢还是佩服和感激父亲。

  1993年，18岁的陈欢想离开村里到外面闯闯，尽管家里亲戚间有些微词，有关女孩子这个年纪该找婆家之类的话不绝于耳，但陈国兴却没明显反对，尤其陈欢提出来，自己想去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见见世面”，陈国兴听完望着女儿沉默了半响，然后对陈欢说：“家里还得供你两个弟弟上学，最多帮你三个月，你要是在外面过不下去……”陈欢出门的时候，陈国兴往她包里塞了张1000元的存折。

  陈欢说，在自己的印象里，在深圳打工5年的日子就像“镜子晃了一下，见到一束光”地那么快过去了，她从一个机械零件工厂的普通女工升成了“拉长”，不仅把父亲的存折还了回去，每月还能寄1500元回家，当时她和父母说过，两个弟弟念书的费用可以由她来出，以后混得更好，她会考虑在县城给父母买个房子……就在一切仿佛行船起步启动的时候，1998年10月12日，陈欢在工厂接到一通来自老家的电话，打电话的是姑姑，电话里又急又有点语无伦次地说着：“小欢，你妈妈没了，你爸爸被公安带走了……”

  “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陈欢反复询问身边能见到的每一个人，几个亲戚吞吞吐吐地还原了整件事的由来：“你爸前天一早被公安带走了，有人说他下药毒死了隔壁周家两个孩子，你妈听说人都傻了，一天没出门，昨天我们进来发现人躺着，村里大夫过来说已经没气了，可能是喝药，现在等着医院来人……”

  陈欢脑子嗡嗡作响，在家里转了一圈被旁人告知两个弟弟已经被奶奶接走了，而父母的事情也在村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不少人过来探头探脑地看，有人会进来安慰几句。陈欢的小学同学乔梁给陈欢出了个主意，她中学同桌的父亲在县里公安局工作，她可以帮陈欢打听一下陈国兴到底是什么情况。

  陈欢惊呆，她觉得这一切很难与自己印象中的父亲联系到一起，当晚深夜，家里只剩了难以入眠的陈欢，她一个人坐在门厅母亲的尸体旁边，“哭也哭不出来，脑子里全是问号。”

  突然，门外有微微的响动。陈欢起身到门口从门缝往外看，只见父亲陈国兴站在门外低声急促地说：“老婆开门，是我！”陈欢马上开门把父亲让进了院子。

  “小欢，我前天趁他们不注意跑了躲在山上，晚上偷跑回来的。我和你妈说让她帮我联系县里的检察院，去跟他们讲清楚事情不是我做的，而且我想主动站出来说清楚……唉，你妈是不是搞不懂把你喊回来了，今天我回来看看是不是找人帮我联系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检察院……”陈国兴自顾自地边说边往屋里走，完全没给陈欢说话的机会，一进门厅看到横躺在木板上的尸体，他一下子就像被定住了一样。

  时隔很多年后，陈国兴还会反复提起见到妻子尸体的那一幕：“虽然脸盖着，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老婆，她的一只手露在外面，我一看那只手就知道那是我老婆……”

  看着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将近两天的父亲，陈欢试着问了句：“周家两个娃娃怎么回事？”陈国兴马上回应说：“不是我啊，我得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小欢，你知道爸爸，爸爸怎会是做这种事？”陈欢安慰父亲说，明天一早，陪着父亲一起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

  第二天一早，陈欢起床时，父亲已经不在家中，陈欢急忙去姑姑和叔叔家寻找，都说不曾见过陈国兴，到了中午，实在没办法的陈欢再次找到同学乔梁，打算通过她帮忙先去把父亲的事情解释一下，傍晚时分，乔梁登门带过来一个消息：“你爸爸今天一早去公安局了，目前正在办理拘留手续，据说，是涉嫌故意杀人。”

  大约半个月后，陈欢收到了父亲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检察院起诉的消息。因为案情重大，起诉父亲的是比县高一级的市检察院，至于起诉书的内容，陈欢第一次看到后，有一种世界观被颠覆的感受。

  根据起诉，父亲陈国兴与同村的周家女主人林红有多年的婚外两性关系，1994年两人的被林红丈夫的弟弟发现。1998年3月，林红提出与陈国兴断绝两性关系，陈国兴对此不满。1998年9月26日，陈国兴的母猪和狗被人毒死，陈国兴怀疑是周家所为。1998年9月27日，陈国兴在县城罗某店里买了四包“速杀神”鼠药，10月6日又在县城买了十粒“桂花”奶糖。

  10月9日上午，陈国兴去前村的内兄（指陈欢母亲的哥哥）家做客，拿出一包“速杀神”鼠药，用火柴杆将鼠药挑入四粒“桂花奶糖”中，将奶糖重新包好后放进一个红色食品塑料袋中带在身上，接着带自己7岁的儿子去内兄家作客。当天下午4点多钟，陈国兴与儿子从坛前村返回，约6点钟到达本村大屋场三叉路口，该三叉路口离林红家不远，陈国兴以解小便之名要其子在路口旁等待，自己则朝林红家方向走去，乘机把装有四粒毒糖的塑料袋放在林红家附近的石壁上。不久，林红两个儿子捡到四粒毒糖，食后均中毒死亡。

  “这里面说的是我爸吗？我怎么觉得是个我不认识的人！”陈欢说她很难描述刚看到起诉书时的感受，之后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地天人交战：一方面她愿意相信父亲的为人与父母的感情；一方面她忍不住开始怀疑，如果一切都是真的，如果父亲有着她不曾了解的另一面，那么母亲的死和目前整个家的溃散……

  一个人想不明白，陈欢就去找同学乔梁商量，对方一句话点醒了她：“赶紧请个律师，有没有罪，你猜也没用，证据说了算。”

  1998年11月，陈欢委托邹正平作为辩护律师代理父亲的案件。邹律师判断：“现有的证据材料很不扎实，凭这些很难给你父亲定罪。”陈欢悬着的心踏实了一些。

  在陈国兴被羁押候审期间，依规定只能会见律师，见过陈国兴之后，邹律师告诉陈欢：“你爸爸状态很积极，他说他心疼你和你妈妈，他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1998年11月底，邹正平上门拜访了老同学齐正道，63岁的齐正道在退休前是县检察院的检察官，退休后做起了法律服务工作，帮周边的百姓做法律援助和普法。

  邹正平见齐正道对案件有所关注，马上发出邀请：“我接受家属委托做陈国兴的辩护人，这个案件的证据问题很大，有没有兴趣我们共同代理这个案子？”

  “去啊！”齐正道立马答应了下来，他说一来是与同学一起办案可以相互学习，二来是，案子发生在他最熟悉的地区。

  看到案件的证据后，齐正道的第一个感受是：“要是我还在任，这个案子现有的证据肯定过不了，起诉不了！”

  首先，作案工具即掺了老鼠药的桂花奶糖来源不明。案卷材料显示，警方曾调查了县城一对店主夫妻，两人明确说，陈国兴曾在店内买过米和白糖，但没有买过桂花奶糖，那么桂花糖从何而来？

  其次，关键证人的证言是孤证。在案件的证据材料中，能直接证明陈国兴犯罪的一份证言来自村民郝头仔，她说自己当时在本村大屋场三叉路口，听见陈国兴对自己儿子讲“去解小便后”，朝林红（受害男童母亲）家方向走去。案卷中，收录了四份郝头仔的证词。

  在接受委托后，齐正道与邹正平到村内走访调查，通过村民讲述，两人确认这个郝头仔与陈国兴在村里素来有矛盾，因此她的证言很可能对陈国兴不利。

  齐正道不止一次想问郝头仔：“你是干农活的还是监视陈国兴的？你说看到小便，大概多久，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看到了？”

  最后，办案机关提供的、可以直接认定陈国兴犯罪的证据，是他在侦查阶段的11次有罪供述，而齐正道留意到，陈国兴在十几次的供述中，有时签名最后一个字是“行”，有时签名是“兴”。

  陈国兴的回答是：“兴”是真话，行不行的“行”是假的。有罪供述都是用“行”来签字的……

  在做了大量的功课后，邹正平和齐正道决定，为陈国兴做无罪辩护。在一审二审的辩护词中，齐正道均指出此案是一件“毫无犯罪事实，毫无犯罪证据”的冤案。

  “我现在还记得邹律师当时抱着一大卷卷尺，去村里一米一米地量，手绘画出了地图。”陈欢回忆两位老律师的工作时仍旧印象非常深刻，而她提到的这张手绘图，正是邹正平和齐正道做无罪辩护的关键。

  手绘图上，标注了陈国兴家、林红家之间的位置距离以及当天陈国兴去内兄家的路线图，邹正平希望借助这一步一步的丈量、按照证人证言与案发时间的估算，去证明陈国兴当天的行程没时间投毒作案。

  1999年7月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陈国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不开庭审理，并于2000年5月23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陈国兴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过后，因为对案子判决结果“想不通”、“生气”甚至有些“心寒”，齐正道退出了辩护，但他开始帮陈国兴留意有经验打冤案的律师，为接下来的申诉再审做准备。

  按照我国法律，刑事案件在程序上实行二审终审制，但终审案件一经发现新证据，或发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经过当事人家属或者代理人的申请，能进入到再审程序。

  二审之后的陈欢，像个陀螺一样围着“申诉”打转。从那时起一共申诉了多少次？陈欢说，她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自己醒着睡着躺着站着脑子里全是申诉。

  为了申诉，陈欢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因为要随时在各地法院、事发地和律所之间穿梭，她也没法去找正式的工作，只好靠着摆地摊和打零工作为糊口的收入。

  “如果在省会申诉，我就在省会打个零工，挣的钱再用来继续申诉，申诉过程中，两个弟弟交给老家的奶奶照顾……”陈欢说，遇到弟弟们要交学费，她就咬着牙500、1000地向亲朋好友去借。

  就这样，陈欢和两名律师，为了让案件获得再审的机会，进入了一段看不到尽头的申诉“旅途”。

  二审后不久，齐正道留意到《民主与法制》上有关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冤案官司的介绍，就通知陈欢赶快联系。后来，律所推举了主任刘青泉律师代理案件。

  “刘主任起了好多作用，北京的专家啊律师啊，他们组织的论证给案件出了很多法律意见……”齐正道回忆说。

  此后，更多的力量加入了对这个小团队的声援中。江西籍人大代表，北京某医院原院长李博士，自2002年起，连续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以代表意见建议形式，呼吁最高法院重审陈国兴案。

  2005年，鉴于全国人大代表连续提出建议，最高法院决定调取陈国兴案案卷，重新审查，2011年2月24日，江西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

  “这是这些年我家最高兴的时刻。”陈欢回忆起这一条消息时，眼睛里仍然闪着光，但随即的空欢喜，又让父亲和她再次面对绝望。

  “2011年9月14日案件再审开庭，狱管和我爸爸说，隔了这么多年能再审，你这案子估计是稳了，你把行李收拾好了准备开完庭就回家吧……”但江西高院再审该案后，于2011年11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维持此前对陈国兴的死缓判决。再次回到监狱的陈国兴，几天吃不下饭。

  再审过程中，齐正道提出的证据疑点，仍旧没有正真获得解答。办案人员所说的陈国兴制作毒糖的火柴杆一直未能找到，辩护人曾申请对案发现场的糖纸进行指纹鉴定，再审判决记录显示：“皱折的糖纸经技术处理无法提取指纹，故对指纹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

  再审结束后，邹正平与齐正道仍旧没放弃，陈欢也仍旧坚持着在律师的指导下，不停地为案件奔波。

  邹正平找到了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退休后仍从事刑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卫平，张教授参加并组织专家论证，在2014年该案再审后，形成了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

  与案子结下十几年不解之缘的齐正道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努力，案件看似回到了原点，但看到案件得到慢慢的变多业内人士的声援，自己特别感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案情，齐正道在此期间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这中间还包括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沈章，2013年，沈章撰写报道，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到陈国兴案。当时，受访与采访的两个人可能谁也没想到，不到5年后，获得律师资格的沈章接过了齐正道手中的辩护“接力棒”，成为了陈国兴的第三代辩护人。

  陈欢说，十几年的时间里，自己吃过的苦虽然多，但感受到的温暖与帮助比苦难更多。随着案件被社会进一步了解，她遇到的好人慢慢的变多，三波代理案件的律师不仅免费代理，还自行垫付各种费用。

  “一个和邹律师同岁的退休法官，看到新闻媒体报道父亲的案子后，在网上写了十几篇文章分析这个案子，他写的很客观很厉害。他有什么新的信息，有什么动态，该怎么做往哪走，遇到法律问题他都会指点我。”

  “2014年10月份，已经躺在病床上的邹律师看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打电话给我说：‘你看现在国家的政策多好呀，四中全会专门说到了司法改革，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

  201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对陈国兴案进行再审。再审决定下达后，陈欢委托沈章担任辩护律师，从报道案件到为案件做辩护人，沈章自己都觉得，这也是非一般的经历与缘分。

  2018年5月18日，案件在江西高院再审开庭。17日晚间，齐正道在妻子的陪同下坐火车赶到省会旁听庭审，这位已经83岁的老人感慨道：“我时间不多了，这个案子完了，我的人生打了句号，画了圆圈，这个案子不我死不瞑目。”

  除了齐正道，全国多家媒体也都赶到南昌，准备报道案件的最新进展。陈欢几乎成为了专职的招待，接待媒体，接受采访、安排采访、解答每一个问题……到了晚上将近十点，她接到一通电话，又一家新闻媒体联系采访，她就调整状态准备把之前的问题再回答一遍……尽管几乎忙碌到睡不了几个小时，但陈欢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轻松的神情，她说自己不敢说这次“一定能成”，但她的状态，让周围的人都感染到了某种坚定的信心。

  2018年6月1日下午三点，江西省高院对1998年发生的陈国兴“毒糖杀人案”再审宣判。法院以原审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陈国兴无罪。

  宣判后，大批守在法院门口的记者并没有见到已经无罪的陈国兴，摄影记者们“长枪短炮”准备拍摄的“无罪走出法院大门”的景象也没有实现。走出法院的沈章告诉媒体，法院准备了一辆警车，已经载着陈国兴去陈欢住的酒店接她，计划接上陈欢后马上将两人送回至220公里以外的县城。

  当媒体们赶到酒店时，陈欢与父亲陈国兴已经上了警车，隔着没有完全关上的车门，可以看见陈欢坐在里面哭，事后她说她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帮他们的媒体，什么话都没说就这样走了……

  当天晚上8点，我接到报社视频部的两个同事打来的电话，对于没能在宣判无罪后采访到陈国兴与陈欢，我们都感觉到很懊恼。两个同事说他们刚刚租了一辆车准备开到县城去补上这个遗憾，我当然加入一起上路。

  一路上，我们从始至终用手机与陈欢联络，2018年，陈欢当时用的还是一个老式诺基亚，再加上路上信号时断时续，我们一路上走得也有些磕磕绊绊，开了4个小时才到达县城，陈欢说给他们送到县城的警车刚离开，而目前自己的姑姑已经搬到县城居住，今晚家人准备为陈国兴“洗尘”。

  我们沿着主干道缓缓向前，路边一高一矮两个人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陈欢站在路边看着我们的车慢慢靠近，蹲在他旁边的男子头发稀疏花白，身形佝偻消瘦，背对街道，脸几乎埋在腿上。

  看到是我们，陈欢赶紧扶起父亲和我们打招呼，陈国兴不太会讲普通话，陈欢就一句一句当起了翻译。随后，他俩坐上我们的车，一起开到了陈欢姑姑家。

  尽管已经是凌晨，陈欢姑姑家灯火通明，全家人都等着无罪归来的陈国兴。抱头痛哭之后，一家人先是在楼下大排档聚了餐，陈欢明白我们赶时间，于是在聚会尚未结束就安排陈国兴接受了采访，然后又一句一句地帮我们翻译成普通话。

  接受采访的陈国兴总是叹气，并没有显得特别开心。他挂在嘴边的是对妻子的死亡耿耿于怀：“连尸检报告都没有。”

  而对19年后的世界，他显得有些茫然无措，只是简单说，交给律师处理，陈欢则补充说，和律师沟通过，接下来将会申请国家赔偿。

  9月份，江西高院对陈国兴做出293万元的国家赔偿。这中间还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203万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

  当我再次拨通陈欢的电线多天的情况：“我看见他晚上抱着我妈的照片哭，现在还不太会用手机，买东西不习惯电子支付，去南昌申请国家赔偿的时候，走迷路了……”

  19年后的一切，对于陈国兴而言，就像变了一个世界，而面对父亲，陈欢也会觉得有些陌生，“这么多年我们见面说的都是案子，其他的事情聊得很少，我印象里他还是很年轻的样子，现在看他就觉得父亲真的老了，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硬朗。”

  获得自由的陈国兴很依赖陈欢，去啥地方、见什么人、案子了结后国家赔偿的推进……他都会征求陈欢的意见。

  陈国兴说，之前的村子回不去了，林红一家也搬到了另外的地方。“要是能再见到村里其他人，我就想问问‘你们知道我老婆怎么死的吗？’”由于自己身体不太好，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里，有一部分是陈国兴主张的自己的赔偿金，此外有一部分是为了走的不明不白的老婆、以及为自己奔波将近20年的女儿：“她因为这个案子，没工作也没成家。”

  对于父亲的担忧，陈欢倒是显得挺超脱，她说自己想学门手艺，看看能不能在县城做点小买卖。在这次的采访结束时，陈欢主动和我说：“我换了智能手机啦，加您一个微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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